紅巖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和紅巖精神的寶貴精神財富，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1985年鄧穎超正式提出“紅巖精神”這一概念以來，江澤民、胡錦濤、曾慶紅、李長春、宋平、胡喬木等中央領導多次對紅巖精神進行了不同角度的論述。學術界對紅巖精神也開展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紅巖精神作出重要論述，深刻闡述了紅巖精神所蘊含的光榮革命傳統和豐富精神實質，為我們準確把握紅巖精神的特質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方向。
深刻認識紅巖精神特質的歷史本源
紅巖精神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歷史必然性。紅巖精神是全民族抗戰(zhàn)時期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在黨中央領導下，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在以重慶為中心的國民黨統治區(qū)，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培育形成的偉大革命精神。
黨在國統區(qū)特殊環(huán)境下的革命斗爭需要精神支柱。與解放區(qū)和根據地相比，黨在國統區(qū)沒有政權和軍隊，除周恩來等中共代表以及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等公開機構外，從總體上看，黨組織在國統區(qū)不僅處于秘密和非法狀態(tài)，在力量上處于絕對的劣勢，而且國統區(qū)社會政治體系、意識形態(tài)、上層建筑等也是排斥共產主義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即使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頑固派也經常在軍事上制造摩擦、政治上制造分歧，先后發(fā)動三次“反共”高潮，政治氣候可謂“陰霾壓城、白色恐怖”；國民黨特務還采取監(jiān)視盯梢、威逼利誘、秘密屠殺等伎倆，企圖從政治信仰、意識形態(tài)、社會生活方面滲透、分化和瓦解黨的組織和黨員。在斗爭環(huán)境如此復雜險惡情形下，一個政黨、一個組織或者個人，如果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為支撐，是難以長期堅持和完成革命任務的。因此，紅巖精神的產生是實際斗爭的必然要求。
紅巖精神是黨在以重慶為中心的國統區(qū)革命實踐中精神風貌的高度凝練。國統區(qū)斗爭是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全民族抗戰(zhàn)時期，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堅強的革命意志和舍生忘死的精神，帶領國統區(qū)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與國民黨反動勢力展開了堅決斗爭，致力于維護國共合作和團結抗戰(zhàn)的局面，為奪取抗戰(zhàn)勝利作出了獨特貢獻；最大限度地爭取中間勢力，開拓了統一戰(zhàn)線新格局，為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礎；團結各階層人民，為黨贏得了民心、凝聚了力量，為解放戰(zhàn)爭時期第二條戰(zhàn)線的形成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箲?zhàn)勝利后的歷史轉折關頭，毛澤東赴重慶進行了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重慶談判，使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有力推動了國統區(qū)民主運動，使政治形勢朝著有利于中國人民的方向發(fā)展。談判期間，毛澤東廣泛接觸中外各界人士，表現出來的爭取中國光明前途的使命擔當，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政治品格，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等，充分展示出他作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人格魅力和偉大風范。解放戰(zhàn)爭時期，公開的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川東黨組織先后領導廣大共產黨人積極開展人民民主運動，投入第二條戰(zhàn)線，發(fā)動武裝斗爭，進行統戰(zhàn)策反，組織護廠護校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其中，重慶解放前夕，眾多被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受住種種酷刑折磨，不折不撓、寧死不屈，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yè)獻出了寶貴生命。黨在國統區(qū)開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先進思想、崇高信念、高尚品質和優(yōu)良作風等精神風貌，這是闡釋紅巖精神特質的基石。
紅巖精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精神成果。土地革命時期，黨在國統區(qū)的工作遭到重大挫折。在經過了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慘重教訓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逐漸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并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作為中國革命的主要領導者，毛澤東多次主持政治局會議研究南方局工作，1943年5月起更是直接聯系和分管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工作。他提出的“鞏固黨，深入群眾，向中間階層發(fā)展統一戰(zhàn)線”“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成為黨在國統區(qū)開展工作的根本遵循，為紅巖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論指導和強大政治引領。與此同時，周恩來等人結合國統區(qū)斗爭實際，在黨的建設上提出了堅持“質重于量，鞏固重于發(fā)展”，執(zhí)行“三勤”(勤學、勤業(yè)、勤交友)、“三化”(職業(yè)化、社會化、合法化)貫徹中央“蔭蔽精干”政策；在統戰(zhàn)工作上支持和促成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九三學社、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民主黨派的成立；在武裝斗爭上領導華南地區(qū)等地抗日武裝力量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成為黨領導的敵后三大戰(zhàn)場之一。這些成功實踐極大地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為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寶貴歷史經驗。
準確提煉紅巖精神特質的方法論
革命精神貴在提煉、難在提煉，必須以科學的理論方法作為指導，從獨特的革命實踐準確提煉出獨有的特質，否則千人一面，更難以全面、準確。具體就紅巖精神特質提煉而言，應該以“四個堅持”為基本方法。
堅持對標對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紅巖精神的重要論述。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重慶，強調紅巖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2018年3月，在全國兩會期間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經常想一想紅巖先烈們的凜然斗志、英勇氣概；2019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重慶談到紅巖精神時強調，“堅貞不屈、永不叛黨”和“不折不撓、寧死不屈”。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指出，紅巖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021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偉大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在長期奮斗中構建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2021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中以劉國鋕等人為例，指出：“理想信念堅定和對黨忠誠是緊密聯系的。”這些重要論述闡明了紅巖精神所呈現的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永不叛黨的崇高品格等鮮明特點，為提煉紅巖精神的特質提供了旨歸。
堅持唯物史觀、大歷史觀和正確黨史觀。堅持黨的三個歷史決議，把紅巖精神置于黨的百余年偉大奮斗歷程中去把握。與其他革命精神相比，一方面，紅巖精神體現出來的中國共產黨人肩負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使命是相同的，為實現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宏偉目標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國統區(qū)的環(huán)境決定了不同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式。全民族抗戰(zhàn)時期，黨在國統區(qū)高舉抗日與民主的旗幟，將維護、鞏固和發(fā)展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作為主要任務，發(fā)動國統區(qū)人民堅持抗戰(zhàn)、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直至抗戰(zhàn)勝利。解放戰(zhàn)爭時期，黨在國統區(qū)的主要任務是建立人民民主統一戰(zhàn)線，通過發(fā)動群眾，開展反內戰(zhàn)、反迫害、反饑餓的群眾斗爭，促成強大的民主運動，開辟同人民解放戰(zhàn)爭相呼應的第二條戰(zhàn)線，以孤立和包圍蔣介石獨裁統治。黨在國統區(qū)的斗爭，與解放區(qū)戰(zhàn)場相互配合，共同推進了中國革命的進程，譜寫了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壯麗篇章。
堅持偉大建黨精神是紅巖精神之源。偉大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源和本、根和魂。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產生的偉大精神，其本質內容和精神實質是相通的、統一的、一致的。紅巖精神作為偉大建黨精神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具體形態(tài)，是無產階級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國統區(qū)特殊環(huán)境下的生動體現，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國統區(qū)這一特殊戰(zhàn)場上對偉大建黨精神的傳承和弘揚。準確提煉紅巖精神科學特質，必須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從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中整體把握其實踐主體、精神特質和時代價值等。
堅持守正創(chuàng)新。近40年來，關于紅巖精神的研究闡釋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996年，重慶市委七屆六次全委(擴大)會議首次將紅巖精神概括為“救亡圖存的愛國精神，不畏艱險的奮斗精神，和衷共濟的團結精神，勇于犧牲的奉獻精神”；2002年5月，江澤民同志在重慶考察工作時指出：“紅巖精神充分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紅巖精神的重要論述，尤其強調貫穿其中的理想信念、愛國情懷、凜然斗志、浩然正氣，為我們守正創(chuàng)新科學提煉紅巖精神特質拓展了新視野、開拓了新境界。
與時俱進闡釋紅巖精神的特質
對歷史的認知不是一勞永逸的，作為歷史產物的革命精神也是如此。科學提煉紅巖精神特質，要以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根本遵循，既立足于其產生的特定歷史背景，又要跟上時代發(fā)展的步伐，與時俱進豐富和完善。當下，在以更加全面的視野和更加深入的視角去回顧當年的歷史背景和歷史環(huán)境的基礎上，對紅巖精神的基本特質可以進一步提煉歸納為：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濟的愛國情懷、不折不撓的凜然斗志、堅貞不屈的浩然正氣。
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這一特質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真理、堅守信仰”，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在風浪考驗面前無所畏懼，在各種誘惑面前立場堅定的堅強黨性。與解放區(qū)或根據地相比，黨在國統區(qū)的斗爭環(huán)境更為復雜艱險，共產黨人既要隨時經受生與死的考驗，又要面臨高官厚祿和腐朽生活的誘惑，沒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支撐，要在白色恐怖的國統區(qū)堅持斗爭并取得勝利是不可想象的。周恩來經常教育黨員干部，越是在惡劣的環(huán)境下，越要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堅持共產主義信仰不動搖，人人“有確定的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的人生觀”。當年，戰(zhàn)斗在國統區(qū)特殊環(huán)境中的共產黨人，無論是公開斗爭還是在隱蔽戰(zhàn)線，無論在政壇還是在商海，無論身在紅巖村或是隱于鄉(xiāng)間，馬克思主義真理和共產主義信念始終是他們堅定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特別是渣滓洞、白公館的共產黨人在生命最后時刻用鮮血和生命總結出的“獄中意見”，體現出他們牢不可破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對黨的絕對忠誠。
和衷共濟的愛國情懷。這一特質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踐行初心、擔當使命”，在民族危亡和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海納百川、相忍為國的寬廣胸懷。全民族抗戰(zhàn)時期，周恩來領導中共中央南方局高舉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旗幟，大力加強對國民黨民主派、各民主黨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經濟界、地方實力派、海外僑胞等各方面的統一戰(zhàn)線工作，在挽救民族危亡中，與他們風雨同舟、共同奮斗，發(fā)展壯大了進步勢力，爭取了廣大中間勢力，孤立了反共頑固勢力，堅決維護了團結抗戰(zhàn)大局。抗戰(zhàn)勝利后，為爭取新中國的光明前途，毛澤東以革命的大智大勇，與蔣介石進行重慶談判，充分表明了共產黨求和平、反內戰(zhàn)的誠意和立場，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假和平、真內戰(zhàn)的圖謀；與中外人士廣交朋友，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政治主張，推動形成更廣泛的民主統一戰(zhàn)線，為新中國的誕生團結了一大批中間力量。解放戰(zhàn)爭時期，為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黨在國統區(qū)高舉人民民主統一戰(zhàn)線旗幟，積極推動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
不折不撓的凜然斗志。這一特質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不怕犧牲、英勇斗爭”，不畏艱險、百折不撓，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革命斗爭精神。中國共產黨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發(fā)展、在斗爭中壯大。國統區(qū)的特殊環(huán)境和建立統一戰(zhàn)線的特殊任務，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開展革命斗爭的過程中，要堅持“有理、有利、有節(jié)”，既要有斗爭的精神又要有斗爭的韌性，既要敢于斗爭、堅持原則，又要善于斗爭、斗而不破，堅持在斗爭中牢牢把握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人民民主統一戰(zhàn)線的領導權和獨立性。皖南事變發(fā)生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數次發(fā)電，要求周恩來等南方局同志撤回延安。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商量后決定面對生命危險仍堅守重慶，極力挽救和維護統一戰(zhàn)線。在重慶談判中，毛澤東、中共中央代表團堅持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努力爭取和把握斗爭的主動權，迫使蔣介石接受和平民主建國方針。全面內戰(zhàn)爆發(fā)后，為了人民的解放，為了建立一個嶄新的中國，國統區(qū)的共產黨人，尤其是被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監(jiān)獄中的共產黨人，面對誘惑和酷刑，面對犧牲，堅持與敵人斗爭到底，生動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斗爭精神。
堅貞不屈的浩然正氣。這一特質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黨忠誠、不負人民”，在生與死、血與火的考驗面前，堅貞不屈、永不叛黨的鐵骨丹心。面對皖南事變后的危局，周恩來大義凜然，保護同志，承擔責任，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莊嚴宣告：“要作最壞的準備，要準備犧牲。要犧牲，我們一起犧牲！”在他的言傳身教下，戰(zhàn)斗在國民黨統治區(qū)的共產黨人都能善處逆境，在革命順利時，不驕不躁，甘于奉獻；當逆流襲來時，不灰心氣餒，不怕犧牲。即使不幸被捕，身陷囹圄，面對威逼利誘仍威武不屈、不動心志。他們都視革命氣節(jié)為生命，在狂風暴雨襲擊之下能堅定信念，以“熱血似潮水般奔騰，心志似鐵石的堅貞”捍衛(wèi)真理，以“只要一息尚存，誓為真理而抗爭”的大義凜然笑對屠刀，涌現出張文彬、何功偉、蘇曼、羅世文、車耀先、張露萍、江竹筠、陳然、王樸等為代表的一大批黨的優(yōu)秀兒女，他們以自己的熱血與生命澆灌了紅巖精神，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丹心向黨、堅貞不屈的錚錚鐵骨和浩然正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穩(wěn)，一個民族才能在歷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頭。歷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傳。我們必須努力與時俱進，深入提煉、進一步科學認識紅巖精神的特質，從而更好地弘揚光榮傳統，賡續(xù)紅色血脈，永遠把紅巖精神傳承下去、發(fā)揚光大，使之光照千秋，成為我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英勇奮斗的重要精神力量。
(作者徐塞聲系重慶市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