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干部“官小脾氣大”？

最近，網(wǎng)上曝光了多起干部在接待群眾來訪時，態(tài)度粗暴、口出惡言的現(xiàn)象。先有長春市某區(qū)教育局女副局長，稱群眾“聽不懂話”，并讓人調(diào)查發(fā)言群眾是哪個小區(qū)的。后有河南唐河縣信訪局工作人員與上訪群眾發(fā)生言語沖突，大喊“你給我滾，滾出去”。

輿論發(fā)酵開來，網(wǎng)絡一片熱議，也倒逼相關部門對違紀干部進行了處分。不過值得玩味的是，筆者也在不少基層干部的討論群里，聽到了“同情”“辯解”的聲音，也有一些輿論呼吁大家理性看待相關事情。

不管有多少情由，黨員干部面對前來上訪、辦事的群眾如此簡單粗暴、頤指氣使，顯然是有悖黨紀原則的，理應接受處罰，沒有什么好辯解的。而網(wǎng)上一些“同情”的聲音，其實倒也并不就是針對以上相關事件的當事者。更多反映的是，不少基層干部在解決復雜工作難題和群眾問題時的被動與兩難，這也折射出了我國當前基層治理的困境。

筆者有不少在基層任職的朋友或者說熟人，在筆者看來，這些干部，很多都是“三有”干部：有能力、有性格、有脾氣。尤其是脾氣這一塊，有著鮮明的“基層干部特征”，概括起來就是：性子比較急，嗓門比較大，說話比較糙，經(jīng)常愛竄火。網(wǎng)絡上，還有人給他們畫過群像：眼睛充血、滿臉疲憊、走路低頭猛沖、開車油門到底、吃飯從來不嚼、隨時準備跟人動手、大便干結、小便發(fā)黃、肝火旺盛……當然，這種情況不能說普遍，但確實也比較典型。

為什么很多基層干部脾氣大呢？除了少數(shù)干部屬于“官不大，官威不小”，高高在上、唯我獨尊，面對群眾喜歡耍派頭、說狠話，是典型的工作作風出了問題。此外，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基層工作頭緒多，既瑣碎又復雜，基層干部又身處矛盾糾紛的第一線，直接和群眾打交道。由于基層群眾文化水平的限制，交流中難免會有一些障礙，常常會陷入“有理說不清”的境地，不免著急上火。加上基層干部往往“責大權小”“動輒得咎”，各種壓力讓他們在工作生活時就多了幾分急躁，少了幾分耐心。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種“工作病”。

其次，過去長期以來，在鄉(xiāng)村治理中，由于法治缺位，人治色彩比較濃，基層的很多事情都要靠干部們的個人權威去處理。用他們的話說：沒點“脾氣”和“狠勁”，誰聽你的??！記者在中部某縣調(diào)研時就聽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某村推進移風易俗，禁止擺“沒事酒”，但是依然有個別村民不管不顧。后來，村主任跑到村民家一腳踢翻了酒桌，這股風氣就此剎住。這個時候，“脾氣大”往往就成了一種特殊的“工作方法”。

再者，因為過去基層治理中的結果導向，對干部“脾氣大”“工作方式粗暴”等問題并不重視，甚至不乏包容和理解。在基層治理語境中，現(xiàn)在還有不少觀點停留在：“干部簡單粗暴是有魄力、能干事”，“只要結果是對老百姓有益的，脾氣大點沒事”。筆者去一些明星村采訪，經(jīng)常聽到村民干部津津樂道他們的村主任當年如何“力排眾議”大刀闊斧搞“改革”，才換來村莊如今的好日子。這種氛圍和基層生態(tài)，在某種程度上又進一步助長了一些干部的“壞脾氣”，導致了某種工作慣性。

毫無疑問，按照新時期干部的準則來看，這些基層干部有些時候是不稱職、不合格的，甚至還可能游走在違紀的邊緣；但換個角度來看，他們又并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慵官”“蒼蠅”，有些人群眾基礎還不錯，他們的某些工作方法也確實“有效”。這種矛盾的情況，確實讓不少基層干部出現(xiàn)了不適癥狀，讓上級在管理中束手縛腳，給基層治理提出了難題和挑戰(zhàn)。

說這么多，絕對不是為干部脾氣大、工作粗暴來背書。但是，批評和處分往往是最簡單的，關鍵是如何在兩難的困境中找到出路，在復雜的局面下提升解決問題的本領。

對于基層干部們而言，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時代已經(jīng)不同了，隨著群眾民主意識的提高、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過去的一套現(xiàn)在行不通了。既要有為人民服務的熱情和本領，還要有合適的方式方法。必須擺正位置，切實轉(zhuǎn)變工作作風和工作態(tài)度，不能由著性子來、跟著脾氣走。無論多少理由，都不能對群眾耍官威、發(fā)脾氣。這既是從嚴治黨的必然要求，也是國家治理體系現(xiàn)代化的必然趨勢，還是網(wǎng)絡時代各級領導干部都必須具備的媒介素養(yǎng)。

公眾以及有關部門，在對待相關問題上，也希望能客觀一些寬容一點。出了問題，該道歉的道歉，該檢討的檢討，還是好同志。出問題前，做好培訓，幫助基層干部尤其是處于敏感特殊崗位的干部，提升他們應對復雜問題的本領和素質(zhì)。特別是面對一些纏訪、鬧訪的群眾，應該給予一些標準化的流程指引。不能只是一味要求干部，“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耐心細致地做群眾工作”，也要告訴干部如何客觀、理性、實事求是地對違法違規(guī)鬧事者說“不”，幫助他們走出“思想工作不管用，粗暴執(zhí)政不敢用，依法行政不會用”的困境。